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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鸡石鼓山发现西周早期贵族墓葬,陕西宝

2019-09-30 15:02栏目: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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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渭滨区博物馆  发掘领队:刘军社   

 

    2012年6月22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四组村民在村中开挖房屋地基时发现铜器,随后立刻向文物部门报告。文物部门即派遣考古人员赶赴现场,经勘查为一座古代墓葬。随即陕西省文物局决定,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渭滨区博物馆组成石鼓山考古队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

    2012年6月22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四组村民在村中开挖房屋地基时发现铜器,随后立刻向文物部门报告。文物部门即派遣考古人员赶赴现场,经勘查为一座古代墓葬。随即陕西省文物局决定,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渭滨区博物馆组成石鼓山考古队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

  
    该墓葬位于石嘴头村四组所在的石鼓山上,石鼓山南依秦岭,北临渭河,东濒茵香河,西有巨家河。地势高耸,位置优越。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曾在此开展考古工作,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为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该墓葬位于石嘴头村四组所在的石鼓山上,石鼓山南依秦岭,北临渭河,东濒茵香河,西有巨家河。地势高耸,位置优越。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曾在此开展考古工作,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为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2012年3月20日、4月14日曾两次出土西周铜器,根据6月发现的这座墓葬推测前两次出土的铜器应出自于墓葬,故依次编号为石鼓山M1、M2、M3。现将石鼓山M3的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2012年3月20日,4月14日曾两次出土西周铜器,据6月发现的这座墓葬推测前两次出土的铜器应出自于墓葬,故依次编号为石鼓山M1、M2、M3。现将石鼓山M3的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墓葬形制

    一   墓葬形制   

    石鼓山M3为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长4.3米,宽3.6米,残深2.4米。由于村民取土和平整宅基地,墓葬上部不存,依据M3南部土崖5.6米的高度和地形地势判断,墓葬的深度应在7—8米之间。墓壁发现竖直或自右向左斜向工具痕迹,工具痕长约30~60厘米,宽约3.5~4厘米。

    石鼓山M3为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圹墓,高程688米,方向190°,墓长4.3米,宽3.6米,残深2.40米。由于村民取土和平整宅基地,墓葬上部不存,依据M3南部土崖5.60米的高度和地形地势判断,墓葬的深度应在7—8米之间。墓壁发现竖直或自右向左斜向工具痕迹,工具痕长约30—60,宽约3.5—4厘米。

    墓葬填土为浅褐色五花土。墓葬上部发现残存木车迹象,由于村民取土、墓室塌陷等原因,车厢、车轮等不清晰,根据出土的车軎、横末饰、铜鸟饰等的位置判断有一辆木车。

    墓葬填土为浅褐色五花土。墓葬上部发现残存木车迹象,由于村民取土、墓室塌陷等原因,车厢、车轮等不清晰,根据出土的车軎、横末饰、铜鸟饰等的位置判断有一辆木车。 

    墓葬下部四周筑有熟土二层台,南宽0.9米、北宽0.7米,东、西宽1.15米,高1.05米。二层台上放置有兵器、马器等,以北二层台和西二层台北部最为集中。还发现有红色、赭色的颜料及类似漆皮等物。在二层台上部0.55、0.8、0.86米的东、北、西壁向外挖有壁龛。自东、北、西依次编号K1~K6。K1位于东壁中部偏北,高0.75米、宽0.6米、进深0.4米。K2位于东壁北部,高0.75米、宽0.5米、进深0.45米。K3位于北壁东部,高0.5米、宽2.3米、进深0.45米。K4位于北壁西部,高0.55米、宽0.65米、进深0.5米。K5位于西壁北部,高0.5米、宽0.45米、进深0.35米。K6位于西壁中部偏北,高0.35米、宽0.7米、进深0.50米。K1、K2间距0.2米,K3、K4间距0.1米,K5、K6间距0.6米。除K5外,其余龛内均放置有随葬品。随葬品提取后,在龛内壁发现有开挖的工具痕迹,除类似墓壁的工具痕迹外,有尖锐工具开挖的迹象。墓葬清理完成打掉二层台后,墓壁上发现有脚窝。

 
    墓葬下部四周筑有熟土二层台,南宽0.9米、北宽0.7米,东、西宽1.15米,高1.05米。二层台上放置有兵器、马器等,以北二层台和西二层台北部最为集中。还发现有红色、赭色的颜料及类似漆皮等物。在二层台上部0.55、0.8、0.86米的东、北、西壁向外挖有壁龛。自东、北、西依次编号K1~K6。K1位于东壁中部偏北,高0.75米、宽0.6米、进深0.4米。K2位于东壁北部,高0.75米、宽0.5米、进深0.45米。K3位于北壁东部,高0.5、宽2.3、进深0.45米。K4位于北壁西部,高0.55米、宽0.65米、进深0.5米。K5位于西壁北部,高0.5、宽0.45、进深0.35米。K6位于西壁中部偏北,高0.35米、宽0.7米、进深0.5米。K1、K2间距0.2,K3、K4间距0.1米,K5、K6间距0.6米。除K5外,其余龛内均放置有随葬品。随葬品提取后,在龛内壁发现有开挖的工具痕迹,除类似墓壁的工具痕迹外,有尖锐工具开挖的迹象。墓葬清理完成打掉二层台后,墓壁上发现有脚窝。

    葬具位于墓室中部二层台以内,为木质。依据腐朽痕迹判定是两椁一棺。两椁为外椁、内椁。外椁四面紧贴二层台四壁,四角各竖立方木1根,在二层台边沿东西向铺设12块木板作为外椁顶。外椁高1米、长2.7米、宽1.3米。外椁顶其中的一块木板长3.25米、宽0.45米、厚0.05米。内椁位于外椁以内、木棺之外,长2.3米、宽0.98米。椁板厚约0.06米。墓室中部、内椁内放置一棺,长1.8米、宽0.7米。棺顶部有用小铜泡呈“T”字形装饰。墓底南、北部横向放置圆枕木各1根,两端穿入二层台底部,未及墓壁。南枕木长2.1米、直径0.3米;北枕木长1.6米、直径0.22米。两根枕木间距1.8米。棺内发现骨骸1具,已腐朽呈粉状。棺内中北部发现直条状骨粉,疑为腿骨腐朽后痕迹。据此推测墓主头向南。棺内出土有玉璧等。

 

 

图片 1

图片 2

 

 

K3内器物出土情形

    二、出土器物

  
    葬具位于墓室中部二层台以内,为木质。依据腐朽痕迹判定是两椁一棺。两椁为外椁、内椁。外椁四面紧贴二层台四壁,四角各竖立方木1根,在二层台边沿东西向铺设12块木板作为外椁顶。外椁高1、长2.7、宽1.3米。外椁顶其中的一块木板长3.25米、宽0.45米、厚0.05米。内椁位于外椁以内、木棺之外,长2.3米、宽0.98米。椁板厚约0.06米。墓室中部、内椁内放置一棺,长1.8米、宽0.7米。棺顶部有用小铜泡呈“T”字形装饰。墓底南、北部横向放置圆枕木各1根,两端穿入二层台底部,未及墓壁。南枕木长2.1、直径0.3米;北枕木长1.6米、直径0.22米。两根枕木间距1.8米。棺内发现骨骸1具,已腐朽呈粉状。棺内中北部发现直条状骨粉,疑为腿骨腐朽后痕迹。据此推测墓主头向南。棺内出土有玉璧等。

    石鼓山M3填土中出土器物16件(组),分别为车马器、兵器、工具等。

 
    二   出土器物   

    墓室内出土器物(不含石膏打包提取部分)计101件(组)。主要有铜礼器、兵器、马器等。铜礼器14类31件,有鼎6,簋6,禁2,卣6,彝1,尊1,壶1,甗1,罍1,盉1,盘1,爵1,觯1,斗2。铜兵器30件,有戈、戟、矛等,以戟最多。铜马器25件(组),以铜泡最多,另有节约、当卢、马镳、弓形器等。铜工具5件,有斧、锛、凿等。陶器仅高领袋足鬲1件。还有铜饰、铜铃、玉璧、贝、蚌泡等9件(组)。

 

    铜礼器主要放置于墓葬的壁龛内,个别壁龛由于空间狭小,内置的器物是相互套放的。K1内置礼器3件,分别为鼎2、簋1。K2内置礼器7件,分别为簋4、甗1、鼎2。另有铜戈1件。K3内置礼器16件,分别为禁2,彝1、觯1,卣5、壶1、盉1、斗2、罍1、尊1、爵1。另有铜斧1件。K4内置礼器2件,分别为方座簋1、鼎1。另有高领袋足鬲、铜戈、铜锛各1件。K5龛内仅发现漆皮类物质。K6内置礼器2件,分别为盘1、卣1。盘覆盖于一漆器上。另外1件铜鼎位于北二层台西部(K4下方),出土时口朝下,一足被压断,疑此鼎原在K4,后因某种原因掉到二层台上。

    石鼓山M3填土中出土器物16件(组),分别为车马器、兵器、工具等。   

    铜鼎6件,分别为扉棱鼎、乳丁纹鼎、鸟父甲鼎、正鼎、中臣登鼎、素面圆鼎等。铜簋6件,分别为4件盆式簋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略有差异。又有双耳簋、方座簋各1件。铜禁2件,分别为1号禁、2号禁。提梁卣6件,两两一组,各组形制、纹饰相同,大小差异。分别为户卣甲和户卣乙、冉父乙卣和重父乙卣、单父丁卣和凤鸟纹卣。铜斗2件,分别为1号斗、2号斗。其余分别为户彝、父癸尊、父甲壶、万甗、亚羌父乙罍、冉盉、 癸盘、父癸爵、铜觯各1件。

    墓室内出土器物(不含石膏打包提取部分)计101件(组)。主要有铜礼器、兵器、马器等。铜礼器14类31件,有鼎6,簋6,禁2,卣6,彝1,尊1,壶1,甗1,罍1,盉1,盘1,爵1,觯1,斗2。铜兵器30件,有戈、戟、矛等,以戟最多。铜马器25件(组),以铜泡最多,另有节约、当卢、马镳、弓形器等。铜工具5件,有斧、锛、凿等。陶器仅高领袋足鬲1件。还有铜饰、铜铃、玉璧、贝、蚌泡等9件(组)。
 
  
    铜礼器主要放置于墓葬的壁龛内,个别壁龛由于空间狭小,内置的器物是相互套放的。K1内置礼器3件,分别为鼎2、簋1。K2内置礼器7件,分别为簋4、甗1、鼎2。另有铜戈1件。K3内置礼器16件,分别为禁2,彝1、觯1,卣5、壶1、盉1、斗2、罍1、尊1、爵1。另有铜斧1件。K4内置礼器2件,分别为方座簋1、鼎1。另有高领袋足鬲、铜戈、铜锛各1件。K5龛内仅发现漆皮类物质。K6内置礼器2件,分别为盘1、卣1。盘覆盖于一漆器上。另外1件铜鼎位于北二层台西部(K4下方),出土时口朝下,一足被压断,疑此鼎本在K4,后因某种原因掉到二层台上。

    三、主要收获

  
    铜鼎6件,分别为扉棱鼎、乳丁纹鼎、鸟父甲鼎、正鼎、中臣登鼎、素面圆鼎等。铜簋6件,分别为4件盆式簋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略有差异。又有双耳簋、方座簋各1件。铜禁2件,分别为1号禁、2号禁。提梁卣6件,两两一组,各组形制、纹饰相同,大小差异。分别为户卣甲和户卣乙、冉父乙卣和重父乙卣、单父丁卣和凤鸟纹卣。铜斗2件,分别为1号斗、2号斗。其余分别为户彝、父癸尊、父甲壶、万甗、亚羌父乙罍、冉盉、癸盘、父癸爵、铜觯各1件。

    石鼓山M3为一座中型长方形竖穴土圹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礼器摆放整齐有序,保存完好,组合完整,而且体形硕大,造型精美,充分显示了墓主身份的尊贵。可知M3应为一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土的铜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发现,也是经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唯一的一件。户彝、户卣甲是以往发现的同类铜器中器型最大的。出土的唯一1件陶器——高领袋足陶鬲是姜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为研究墓主人的身份和族属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根据出土铜器的形制和特点,判定器物时代最早为商代晚期,次之为商末周初,最晚为西周早期。所以,我们认为墓葬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上至商末周初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图片 3 

    31件礼器中有16件发现铭文,虽然字数不算多,但信息量大。涉及的族徽有鸟、万、户、冉、曲、单、亚羌、重等,涉及的人名以日名为主,有父甲、父乙、父丁、父癸等。“户”族器物是首次发现。根据时代及随葬礼器的摆放位置可以确定属于墓主人的器物应是:禁2、户彝、户卣2、1号斗1、扉棱鼎、乳丁纹鼎、觯、方座簋、盆式簋4、双耳簋等15件。其中1号禁上置户彝、户卣甲、2号禁、户卣乙(置于2号禁之上)、1号斗,这6件器物是一组(套),应为“户”家族的器物。因此认为“户”就是墓的主人。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属于刘家文化的遗物,刘家文化又是姜姓羌族文化,随葬高领袋足鬲的石鼓山墓主人应当就是姜姓羌族后裔,或者说就是姜戎人。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测,“户”族的地望应在今宝鸡石鼓山一带,这里应是姜戎族户氏家族墓地。

 

    总之,石鼓山M3的主人是西周早期的高等级贵族。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是姜戎族的户氏家族墓地。户氏家族墓地的首次发现,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丰富了宝鸡地区商周封邑的分布区域。M3的发现为西周考古学研究、商周青铜器研究以及西周埋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资料,对西周历史、文化、礼制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执笔:刘军社 王颢 辛怡华 王占奎 郝明科 王小梅 丁岩 摄影:刘军社 王颢 器物摄影:龙剑辉)

石鼓山M3俯视

 

    三   主要收获   

 

    石鼓山M3为一座中型长方形竖穴土圹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礼器摆放整齐有序,保存完好,组合完整,而且体型硕大,造型精美,充分显示了墓主身份的尊贵。可知M3应为一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土的铜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发现,也是经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唯一的一件。户彝、户卣甲是以往发现的同类铜器中器型最大的。出土的唯一1件陶器——高领袋足陶鬲是姜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为研究墓主人的身份和族属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根据出土铜器的形制和特点,判定器物时代最早为商代晚期,次之为商末周初,最晚为西周早期。所以,我们认为墓葬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上至商末周初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1件礼器中有16件发现铭文,虽然字数不算多,但信息量大。涉及的族徽有鸟、万、户、冉、曲、单、亚羌、重等,涉及的人名以日名为主,有父甲、父乙、父丁、父癸等。“户”族器物是首次发现。根据时代及随葬礼器的摆放位置可以确定属于墓主人的器物应是:禁2、户彝、户卣2、1号斗1、扉棱鼎、乳丁纹鼎、觯、方座簋、盆式簋4、双耳簋等15件。其中1号禁上置户彝、户卣甲、2号禁、户卣乙(置于2号禁之上)、1号斗,这6件器物是一组(套),应为“户”家族的器物。因此认为“户”就是墓的主人。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属于刘家文化的遗物,刘家文化又是姜姓羌族文化,随葬高领袋足鬲的石鼓山墓主人应当就是姜姓羌族后裔,或者说就是姜戎人。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测,“户”族的地望应在今宝鸡石鼓山一带,这里应是姜戎族户氏家族墓地。   

    总之,石鼓山M3的主人是西周早期的高等级贵族。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是姜戎族的户氏家族墓地。户氏家族墓地的首次发现,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丰富了宝鸡地区商周封邑的分布区域。M3的发现为西周考古学研究、商周青铜器研究以及西周埋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资料,对西周历史、文化、礼制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刘军社 王颢  辛怡华  王占奎  郝明科  王小梅  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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